參考消息網7月14日報道 香港《南華早報》7月13日刊發題為《麻疹對農民工構成威脅》的社論。文章稱,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對中國的迅速崛起起到推動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戶籍制度使農民工無法充分享受保健服務、受教育權利和福利待遇,改革這一制度的必要性自不待言。但跟蹤大量流動人口有困難,因而隨之出現一些問題。麻疹的傳播就是其中之一。根據有關部門曾經制定的一項計劃,通過展開一項接種疫苗運動,中國要在2012年前基本消除麻疹。
  去年底,中國約有2.69億農民工。這種疾病正在他們中間卷土重來,因為疫苗接種網漏掉了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子女。對接種疫苗的必要性認識不夠加大了跟蹤他們的難度。
  群體保護方面存在的差距反映在農民工家庭和非農民工家庭在接種疫苗方面的比較數字上。北京衛生部門進行的調查顯示,常住居民子女的麻疹疫苗接種率超過92%,而在一些農民工占比很高的區域,這個數字卻降至54.7%。人體健康受到的不利影響可用被稱為群體免疫力的疫苗接種率閾值來說明——如果有免疫力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這個數字,某種傳染病也許會不復存在。對麻疹這種通過空氣傳播的疾病而言,疫苗接種率閾值相對較高,達83%以上。
  2010年,為響應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的抗擊麻疹的號召,內地衛生部門曾為近1億名兒童接種麻疹疫苗。但麻疹的死灰復燃大大削減了這項工作的效果。內地顯然應該開展社區教育,宣傳接種疫苗的必要性,但戶籍制度改革將是為農民工及其家人提供預防保健服務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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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早報:中國戶籍改革可讓農民真正融入城市
  2013-12-18 14:09:00
  中新網12月1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8日刊文關註中國的新戶籍改革,文章稱,戶籍制度也是輿論認為中國社會不公的主要證據之一。中國推出戶籍制度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可保證農民真正融入城市。
  文章指,中國推出戶籍制度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中國媒體昨天引述公安部副部長黃明的話說,到2020年,中國將建立一套新型戶籍制度,內容包括實行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戶口的遷入條件以合法穩定住所、合法穩定職業為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
  文章指,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農民被長期限制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
  1978年改革開放後,大批農民進入城鎮打工、生活,但城鎮戶口是限制他們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礙。許多農民工及其後代在一個城市生活多年,仍因為沒有戶口而無法享有和城鎮居民相同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權利。戶籍制度也是輿論認為中國社會不公的主要證據之一。
  文章說,上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12月15日在“2013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說:“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改革是改戶籍,新型城鎮化提的基本出發點就是改變這個城市化只要土地不要人,就是要改變這個農民工進城之後的身份仍然沒有變,要真正的可融入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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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報:中國小城市試點放開戶籍管制以提振經濟
  2013-11-12 07:55:47
  
  安徽合肥外來務工人員生活條件極其簡陋(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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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消息網11月12日報道 外媒稱,地處長江流域的銅礦產業中心安徽銅陵市希望轉型為一個製造業中心,但缺乏一個關鍵要素:穩定的工人供給。因此,銅陵採取了中國許多地區不願採取的措施,邀請流動人口及其家人前來定居,並給予他們與本地人同等的教育、醫療和居住權利,甚至允許來自中國農村的流動人口保留豁免中國一胎政策的權利,這樣他們依然可以生二胎。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1月10日指出,自2010年以來,這座塵土飛揚、有75萬人口的中國東部城市已經將戶籍制度改革作為其經濟戰略的中心部分。
  有跡象顯示這一措施取得了成效。在安徽省總體人口數量下降之際,銅陵市人口正在增長,當地經濟也獲得了些許提振。海亮(安徽)銅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陳磊說,農民正在離開他們的土地,來到銅陵市的工廠工作,人們正在看到這些變化。
  銅陵市城鄉一體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鐘和平說,2005年,銅陵市已取消公立學校流動人口子弟每人每學期約750元人民幣的贊助費。過去三年,該市還讓流動人口可以享受到公共住房政策,並與本地人享有同等的醫療保險。
  49歲的服裝店店主周小翠(音)說,銅陵市向流動人口敞開大門的政策吸引她來此定居。她來自距離銅陵市約88公里的安慶。她說,最打動她的是她13歲的兒子讀本地初中不用交贊助費。“我聽說銅陵這裡對外來人口不錯,所以我們就搬過來了。”
  報道稱,在讓居民平等享有福利之前,銅陵採取的其他措施曾遭遇失敗。在過去的10年裡,銅陵市出台了讓農村人口放棄土地以換取城市戶口和住宅的政策。雖然銅陵市制定的補償比其他地方更高,但許多農民在用光了補償款之後就陷入失業的困境。
  如今,銅陵農民在獲得城市福利的同時還可以保有土地。這也正是周小翠的決定,這個服裝店店主說:“我肯定不想放棄家裡的土地,每個農民應該都是這麼想的。”
  中國經濟學家說,9日開始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討論使中國戶籍制度更公平的問題。2013年6月份,中國國家發改委在一份報告中說,中國應當從銅陵市這樣的小城市開始放開戶籍管制,但在更大型城市只緩慢推進這一改革。
  據參與彙總中共經濟方案的研究員說,大城市反對更徹底的戶籍制度改革,因為大城市的社會福利更高,流動人口家庭將加重它們的福利支出負擔。
  報道指出,根據現行制度,農村戶口讓農民有權耕種他們的土地,這通常可以為農民帶來一個基本有保障的生活,但享有的醫療保障則遠不及城市戶口。這項政策幫助中國避免了拉美和非洲出現的一些問題,即大城市中散落的貧民窟。但由於戶口制度限制了中國國人舉家遷移至他們工作城市的能力,讓生活在大城市的流動人口不願更自由地消費,而這種趨勢與中國領導人將中國轉變為消費主導型經濟的更大目標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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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方出現逆城市化:城裡人希望換農村戶籍
  2013-09-24 09:35:00
  
  趙乃育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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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受關註的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在即,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再次成為城鎮化背景下的核心議題。雖然每年有1000多萬農民工進入城市,但現行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方面的制度藩籬和“隱性”門檻,使得“農民工市民化”這一新型城鎮化的核心難以做實。
  《經濟參考報》記者瞭解到,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證制度設置學歷、技能、投資等新門檻已成為普遍現象,或者存在只改變戶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條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轉”現象。而當前的土地制度使得農民難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來”,一些地方的戶籍改革試點中,甚至出現了原有城市戶籍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的“逆城市化”現象。
  門檻高 農民工身份難轉變
  作為戶籍制度改革的過渡性政策,居住證制度已在多地探索實行。據全國城鎮發展改革試點經驗總結材料,上海、浙江、廣東、江蘇、北京等地都將居住證與在當地落戶相掛鉤。然而,居住證已經成為了農民工落戶新限制。
  “自由遷徙”,首次出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報告提出要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而戶籍制度正是城鎮化過程中改革呼聲最高的制度藩籬之一。
  去年2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後出台有關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要與戶口性質掛鉤,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十八大報告中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從近年來各地的實踐和國務院的政策來看,當前戶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著“積極穩妥”的思路。特別是對於農民工在大城市的落戶問題,現有的政策還比較謹慎,以防“有的地方不分城市類別不顧城市綜合承載能力,一味放寬落戶城市的條件”。
  據瞭解,2000年,我國全面放開了縣以下城鎮的落戶限制;2011年,全面放開了農民進入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2012年,首次放開地級市戶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也在進行探索。
  不久前,廣州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劃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家庭戶”,引發人們對於戶籍制度改革加速推進的猜想。此外,河北、遼寧、江蘇、山東、重慶、四川、廣西等10多個省區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統稱為“居民戶口”。
  有專家指出,一些地方戶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轉”現象,即直接把農民的戶籍變了,但並沒有改變他們生產和生活居住條件,這樣的戶籍改革沒有意義。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認為,依附在戶籍上的社保、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不是公安部門和戶籍制度本身能夠解決的,戶籍放開之後,更重要的是解決農民進城的問題,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
  記者瞭解到,不少地方在居住證、戶籍、公共服務方面設置學歷、技能、投資等諸多門檻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比如2010年至2012年5月,廣東省通過積分入戶的大約為農民工總量的百分之一,73.7%的積分入戶者具有一定職稱或者嚴苛的職業資格。
  今年7月1日起,上海開始實行居住證積分制度。根據居住證積分制,持有居住證、總積分標準分值達到120分的外來人口,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異地高考、社會保險、證照辦理、住房、基本公共衛生、計劃生育等公共服務待遇。獲得積分的基礎指標包括年齡、教育背景、專業技術職稱和技能等級、在上海市工作及繳納職工社會保險年限等。
  對於大量外來務工者來說,特別是那些低文化水平的人,由於難以拿到120分的標準分,仍然都擋在門外。而且居住證和上海戶籍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比如不能享受上海市低保待遇,不能申請購買保障房等。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由公安部牽頭制定的“居住證管理辦法”草案已經提交至國務院法制辦,有望在年內推出。其中較大的突破在於,居住證將不設置人才門檻,覆蓋所有外來人口。
  負擔重 地方財政力不能支
  戶籍制度改革最終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還需要社保、財稅、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改革配套。在實際操作中,很多城市不願意放開戶籍還有現實的考慮,主要就是因為地方財力難以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
  有測算稱,一個典型農民工市民化(包括相應的撫養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總共約8萬元左右。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不久前對湖北省六個三線城市進行了調研,他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有六項成本,包括隨遷子女教育成本、醫療保障成本、養老保險成本、民政部門的其他社會保障支出、社會管理費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
  廣東省的一位地方官員告訴記者,雖然國家和各省均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和方案,但對於承擔基本公共服務的地方政府來說,服務需求越來越多,財政上的壓力越來越大,而國家和省級財政稅收政策沒有調整,各省的政策存在差異,無法對接。要將龐大的外來人口全部納入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統籌範圍絕非易事,即使是北京、上海、廣州等經濟發達財政充裕的城市也難以承擔。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一次性將外來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戶籍人口,不僅對地方財政形成較大壓力,也將會出現人口倒掛情況。因此,戶籍制度改革應分期分批實施,重點解決長期舉家遷徙,在城鎮就業多年有穩定居住條件的居民。促使他們通過戶改在就業和居住地落戶。與此同時,對於沒有解決戶籍的居民,應先通過縮小公共服務差距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在李鐵看來,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根本沒有辦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因為它們集中了全國最好的資源,福利基本上接近於發達國家了。對於中國的一個城市,要解決戶籍,同時要解決含在戶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著政府的支出一定會向這方面傾斜,會使原來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響。
  有專家認為,深化城鎮化配套改革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構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擔機制。比如應該建立“人錢”掛鉤機制,即根據各城市吸納農民工定居的規模,每年定向給予財政補助,以激勵城市吸納外來人口。
  記者瞭解到,備受關註的“國家中長期新型城鎮化規劃”中,作為地方財政重要來源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標準有望會進行改變。未來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分配規模將一改之前以戶籍人口認定方式,更多考慮常住人口因素,根據常住人口規模進行認定,以做到根據地方實際行動真正合理分配公共資源。
  安居憂 進城農民難捨土地
  30多年前的城鎮化髮端於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此出現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在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土地制度改革仍是關鍵因素。
  一些在北京、深圳打工的農民工接受採訪時對記者說,由於不清楚未來土地政策的變化,他們對於在城市裡安家仍心存後顧之憂。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在缺乏穩定的定居預期的情況下,外出的農民工不敢轉讓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更不願意放棄已經閑置的宅基地,造成在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的生產和生活利用率卻有所下降。
  經濟學家厲以寧曾表示,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土地確權要先行一步。他甚至認為,土地確權堪比另一次“土改”。
  事實上,土地確權被看作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基礎性工作。通過確權,農民能夠拿到依法登記、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和宅基地使用權證,獲得更加穩定的預期,在城鎮化過程中真正能夠“走得出去”。
  2012年底,國土部已基本完成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確權工作,農業部門則提出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妥善解決農戶承包地塊面積不准、四至不清等問題。
  成都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從2008年開始推行以“還權賦能”為核心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通過確權頒證,農民獲得了集體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轉讓權,使得農村產權更為全面。
  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的研究,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線圖是,在農地確權的基礎上,以土地指標交易帶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加大集體土地流轉、推動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促進城市化。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孔祥智認為,隨著農村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得到強化,再通過徵地制度改革,將約束地方政府徵地行為,大大提高徵地補償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並改變此前粗放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則提出“農民自主型城鎮化”的概念,即鄉鎮集體在符合城鄉規劃的前提下,不經過土地徵用,在集體土地上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並實現農民生產方式轉變與分享經濟成果的城市化模式。
  蔡繼明認為,農民自主型城鎮化保障了農村集體土地的權益,體現了農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使農民充分享受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縮小乃至消除了城鄉二元結構所產生的各種差距和矛盾,同時也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脫鉤難“逆城市化”現象顯露
  因為農民市民化和土地財產權利掛鉤,在重慶、成都等地的戶籍改革試點中,出現了不少“逆城市化”的現象。一些農民工不願意要城市的戶口,甚至於很多原有城市戶籍的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鎮化帶來的紅利。
  前幾年,一些地方在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實行“宅基地換房、土地換社保”的政策,實際上還是打著土地的主意。比如重慶曾經提出農民進城的“三件舊衣”(農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換“五件新衣”(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子女讀書、就業、住房)的政策,一度引起了很大爭議。
  據全國城鎮發展改革試點經驗總結,即使是在成都市,改革也沒有完全擺脫對農村土地的依賴關係。在城鎮保障性住房和失業保險等方面,還是根據居民是否擁有農村土地進行了區別對待,比如居民如果在農村仍然擁有宅基地和相應的房產,那麼在城鎮就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居民在農村仍然擁有承包地和林地,就不能享受到基本的失業保險。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認為,農民的宅基地與承包地其實一直在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職能,所以目前的城鎮化還是不要急於去沒收農民的地與房。如果再出現2008年式的金融危機,上千萬甚至幾千萬人失業了,農村回不去了,宅基地與承包地沒有了,可能會引發大問題。
  專家認為,農民應該帶著土地權利進城,轉為市民後也保留其原有的土地權利,或採取市場化的退出機制。即使“土地換社保”具有合理性,其前提也必須是農民能夠獲得和城裡人同等的社會保障。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一方面要儘快剝離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尤其是在農村土地得不到物權保障、不能抵押貸款的情況下,不能硬性要求農民工以放棄土地權利為代價來獲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要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在符合城鄉土地規劃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出租、抵押、入股的相關制度安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分析稱,城鎮化進程中,要保護好農民土地權益關鍵在於建立被徵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鼓勵農民帶著土地權利進城做市民,保障農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權,明確農民對農村整理節約出的建設用地享有收益權,確立以土地市場價值為土地補償標準的計量依據等。
  據瞭解,國土資源部已經考慮在加快完善農村醫療、養老等保障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放開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而目前浙江、安徽、廣東等地也已著手進行宅基地流轉試點工作,意在探索建立宅基地流轉制度,真正體現農民的財產權益,讓農民帶著“第一桶金”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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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媒:改革戶籍制度或成振興中國經濟良方
  2013-08-20 07:50:00
  參考消息網8月20日報道 美國媒體稱,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向20年來最低水平,領導人正在努力尋找扭轉經濟頹勢的方法。國內一些頂尖的政策專家給出的建議是:改革戶口制度。
  據《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19日報道,日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次會議上,與會的頂尖學者和政策顧問以響亮而明確的方式傳達出上述信息。
  戶口制度是一種把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與一個人的出生地捆綁在一起的社會管理制度。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戶口制度妨礙兩億多農民工充分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來。他在北京舉行的此次經濟論壇上指出,“農民工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這極大限制了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程度”。這是因為由於無法在打工城市中獲得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福利,農民工於是不得不回老家定居,撫養子女。
  蔡昉認為,假如通過改革允許農民工享受城市福利,就可以擴大勞動力規模,支持中國經濟增長。他還表示,如果勞動參與率(指實際參加工作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1年至2020年間每年多出1個百分點,就能每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潛力0.88個百分點。
  而且,戶口改革的成本或許沒有一些人擔心的那樣高。參加社科院會議的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陳金永認為,把一名農民工變成城市居民的平均成本大約是每年2500元人民幣,而在2015年至2030年的15年裡,這方面的財政投入大約相當於中國2012年財政總收入的48%。“不僅如此,在過渡階段的早期,農民工會成為經濟的凈貢獻者,就像美國的無證移民那樣。”陳金永指出,由於農民工一般比較年輕,沒有子女,所以為他們提供醫療、養老、教育服務的成本相對較低。
  即便如此,為實現改革成功,北京還必須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徵稅權,而且中央必須分擔更多提供公共服務的義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宇鵬提出一項建議:由中央政府負責省際移民的費用,而在省內流動的農民工則歸地方政府管理。他說:“現在的情況是,那些開放戶口的城市沒有人願意去,而那些不願意放鬆戶口管控的城市才掌握著就業機會。”如果中央政府進一步分擔移民成本,諸如北京、上海之類的大城市或許會更樂於打開大門。  (原標題:港報:內地麻疹疫苗接種漏掉農民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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